29.第二十九章：南北朝和门第世家
[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
第29节第二十九章：南北朝和门第世家
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宋南北相峙，南北朝时代开始。
北魏帝国于二十年代占领南宋帝国黄河以南地区时，正逢南宋开国皇帝刘裕逝世。到了三十年代，刘裕的儿子刘义脉心恢复固有疆域。四三○年春天，刘义隆任命到彦之担任总司令，大举北伐。北魏因春天冰解雪融，不利于骑兵驰骋，所以放弃虎牢、洛阳等一连串的重镇，向后撤退。南宋兵团渡过黄河追击，失土全部收回，全国欢腾，尤以刘义隆最为得意，因为他用的是一种奇异的遥控指挥法，才获得如此盛大的成功。建康（江苏南京）距洛阳航空距离七百公里，地面路径约一千四百公里左右，最快的加急驿马也要五六天才能到达。刘义隆从型生在女人围绕的深宫之中，却直接指挥一千公里外血肉横飞的战斗，不但指挥大兵团，甚至指挥小部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却必须向一千公里外请示而且必须再得到命令，才能反应。北伐的大获全胜，证明刘义隆天纵英明，智慧超人。不过，高兴的日子没有多久。冬天来临，黄河冻结，华北大平原冰封，北魏发动反攻，南宋不能抵抗，遥控指挥法更使前方部队陷于混乱，于是，全军覆没，所收回的土地，再全部失去。
十五年后四四五年，北魏帝国的杏城（陕西黄陵），发生大规模民变，变民领袖盖吴派人向南宋帝国求援。刘义隆大喜，虽距离更远，不能实际上有所帮助，但仍颁发给盖吴很多空白诏书，要他封官拜爵，在北魏国内制造反抗力量。盖吴失败后，北魏皇拓拔焘南征，围攻悬瓠（河南汝南）以示报复，攻击了四十二天，不能攻下，始行撤退。可是这次军事行动却引起刘义隆的错误判断，认为敌人的实力不过如此。上次所以失败，是将领们没有遵照他英明指示的缘故。遂决心作第二次北伐。命他的弟弟刘义恭亲王当总司令，进驻彭城（江苏徐州）。再命主战最力的两位大将萧斌当总指挥，王玄谟当先锋，从历城（山东济南）沿黄河西上进攻。先攻陷（山东荏平），然后由王玄漠向西进攻滑台（河南滑县）。大军经过的地方；人民纷起响应，有的送米面，有的送日用品，川流不息的扶老携幼，投向大营。不幸的是，王玄谟是一个污秽人物，他所以主战，表面理由冠冕堂皇，真实理由则只是想利用战争发财，而现在发财的机会来了。他把归附的义民们拆散，分别分配给他的嫡系部队，每家发一匹布作犒赏，却命每家缴八百个大梨，运到江南贩卖（真难得他有这么好的商业头脑）。人们对祖国政府大失所望，已来的设法逃走，未来的不再投奔。南宋兵团回到三十年前的故土，本来如鱼入水，现在水已干涸，自八月到十月，滑台不下，而严冬已至。北魏皇帝拓拔焘亲统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南下赴援，战鼓与胡笳互动，声闻百余公里，先头部队才到枋头（河南淇县东南淇门渡），距滑台尚有二十公里，王玄谟已心胆俱裂，不敢迎战，急解围后退，被追兵冲击，再一次的全军覆没。只剩下王玄谟在少数卫士保护下，逃回，所征收的大梨，大概也不要了。
这一次刘义隆当然继续遥控指挥，为了补救上一次的疏漏，这次更加精密。将领们出发时，刘义隆不但对行军食宿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交战日期和交战时刻，都必须等他从建康（江苏南京）深宫中发出指示。前线已经崩溃，刘义隆还下令给萧斌，命死守（山东荏平）。大将沈庆之向萧斌说：“决守不住，守必全军牺牲。北魏势将从滑台渡黄河南下，长江以北，恐怕都要陷入敌手，我们即令守得住，不过一个孤立据点，也没有作用。不如早日撤退到彭城（江苏徐州），充实长江以北我军的实力。”萧斌听从他。
不出沈庆之所料，拓拔焘从滑台渡黄河南下，绕过城市，穿越原野，直抵长江北岸，就在瓜步（江苏六合南）渡口，构筑阵地，与建康（江苏南京）隔江相对。刘义隆爬上石头城（建康西军事要塞），向北眺望，看见北魏军威的强大，不禁面无人色。拓拔焘虽然派人伐木造船，扬言渡江，但他深恐彭城（江苏徐州）的南宋兵团攻击他的后背和切断粮道，所以到了明年（四五一）春天，即行撤退，把愤怒发泄到战区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农民身上，男人全被杀死，女人全被掳掠北去。对婴孩儿童，就用槊矛刺穿肚肠，举到空中盘旋舞动，当作游戏。从黄河到长江，纵深五百公里，只有断瓦残垣，而无人迹。燕子由南方归来，都找不到旧巢，它们不会了解人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浩劫。南宋帝国第二次北伐，在人民哭声中结束。
明年（四五二），北魏皇帝拓拔煮被宦官宗爱谋杀，经过一番争夺帝位的斗争，十三岁的孙儿拓拔氵睿继位。刘义隆听到消息，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复仇良机，不顾国家残破的严重和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反对。因为格言上说：“成大事者，不谋于众。”他下令作第三次北伐，分三路进军：东路攻（山东荏平），中路攻洛阳，西路攻渲关，而他自己遥控指挥如故。东路军在围攻时，被北魏兵团从地道中潜出击溃，其他两路大军不敢再进。第三次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刘义隆愤怒地说：“想不到将领们竟如此懦弱无能，我恨不得用白刃逼他们冲锋。”一个低能的领导人物，永远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部属身上。
然而，十五年后，南宋帝国受到更大的打击。四六六年，镇守彭城（江苏徐州）的大将薛安都因跟一位叛变失败的亲王感情亲睦，恐怕牵连被杀，举城向北魏帝国投降。南宋当时的皇帝刘或，命大将张永，进攻彭城。北魏应战，张永兵团大败，在溃奔途中，士兵仅被冻死的就有三万余人，张永的手指脚趾都被冻掉。北魏大军在后尾追，一连攻陷悬瓠（河南汝南）、项城（河南沈丘），组织地方政府，并入北魏版图。刘或命大将沈攸之反攻，再度大败，沈攸之身负重伤。两年后（四六九），南宋孤悬在敌后的青州（山东青州）、冀州（山东济南）、充州（山东鱼台），也一一陷落。所丧失的土地，南北四百公里，东西八百公里，这个广大疆域，再不能收复。南北两个帝国，从此以淮河为界。
五南宋帝国的暴君
南宋帝国短短的六十年寿命中，共九任皇帝，而六任皇帝是暴君：第二任刘义符，第四任刘劭，第五任刘骏，第六任刘子业，第七任刘囗，第八任刘昱。历史上只有这个政权拥有这么多暴君，恰恰占全部君主的三分之二。
第一任皇帝刘裕死后，他的儿子刘义符就因过度荒暴被托孤的大臣们罢黜而杀掉。刘义隆是刘义符的弟弟，他在第三次北伐失败的明年（四五三），被他的儿子刘劭所杀。弑父凶手坐上金銮殿后，采用血腥手段镇压反抗，但不久仍被他弟弟刘骏击败处斩。刘骏的凶暴不亚于他的哥哥刘劭，而性情更为卑劣。皇宫里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刘裕把他贫贱时给人当佣工使用的灯笼麻绳之类的东西，陈列在那里，目的是让他的后裔子孙们触目心惊，因而体念祖先创业的艰苦，戒慎恐惧，特别警惕。刘骏即位后不久，前去参观，随驾群臣齐声赞扬，可是刘骏却羞愧难当，认为是莫大耻辱，指着老祖父刘裕的遗像说：“他不过一个庄稼汉，混到这个地位，岂不有点过分？”他竟会有这种反应，在坟墓里的老祖父恐怕大出意外。
四六四年，刘骏逝世，十六岁的儿子刘子业继位，他的母亲王太后病重将死，派人唤他，他说：“病人住的地方鬼多，我怎么能去？”王太后大怒喊：“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怎么生出这种畜牲？”刘子业疑心他叔祖刘义恭对他不利，亲自率领军队到刘义恭家，把刘义恭和他的四个儿子，一齐杀死，然后支解四肢，剖出肠胃，又挖掉眼睛，泡在蜂蜜里，名“鬼目粽”。刘子业把姑母新蔡公主接进皇宫，收为姬妾，而把姑父杀掉。他对所有的叔父都不放心，索性把他们集中起来，在宫中囚禁，随意殴打，或者在地上拖来拖去。其中三位叔父：刘囗、刘休仁、刘休v，都很肥胖，刘子业特地制造一个大竹笼，把他们装到里面，封刘囗为“猪主”，刘休仁为“杀王”，刘休v为“贼王”。而对刘囗尤其憎恶，每顿饭都把刘囗的衣服剥光，教他像猪一样用嘴去木槽里吞食。有十几次，刘子业要杀刘囗，都靠刘休仁伶俐的谄媚解救。有一个官员的妻子怀孕，刘子业把他接到皇宫，准备她生下男孩，就立为太子。正当这个时候，刘子业忽然大怒，命人把刘囗绑起手足，用棍了抬起来送到厨房杀猪。刘休仁在旁陪笑说：“猪今天不会死。”刘子业更大怒，刘休仁说：“要到皇子降生杀猪时，猪才会死。”刘子业大为高兴，刘囗才死里逃生。刘子业把所有王妃公主，召到皇宫，命他左右亲信，轮流奸淫。他的婶母江妃拒绝，刘子业打她一百皮鞭，并把她三个儿子处斩。又教宫女裸体在院子里追逐，一个宫女不肯，立即砍头。晚上，梦见一个女子向他咒骂，明天就找到一个跟梦中女子面貌相似的宫女杀掉。晚上，又梦见被杀的宫女向他咒骂。于是女巫说皇宫里有鬼，刘子业就手执弓箭，到处射鬼。等到射鬼已毕，专门管理衣服的宦官寿寂之，乘左右无人，拔刀而上。这个凶恶的大孩子急向后逃跑，口中连喊“寂寂”
，但终于被追上砍死，只有十七岁，正是高级中学毕业班的年龄。“寂寂”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我们猜想，可能是呼唤“寂之”求饶，因过度恐惧，发音不能完整。
刘子业死后，猪王刘囗被刘休仁等一些亲王，拥上宝座。刘囗本来性情很温和，也很敦厚，所以才心广体胖。然而，权力变更人性，无限权力无限的变更人性。刘囗当了皇帝之后，不久就变成另外一种人。首先他把兄长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掉。接着再把同他一块在刘子业手中共患难的弟兄，也全部杀掉，包括自幼跟他感情最笃，而又屡次救他性命的弟弟刘休仁在内。刘囗把刘休仁唤入皇宫，逼他服毒之后，下了一道诏书宣布罪状说：“刘休仁结交禁军，图谋叛乱，我不忍当众杀他，只向他严厉诘责，他惭愧恐俱，自行服毒。”
四七二年，刘囗逝世，儿子刘昱继位，年仅十岁，还不能做出太大的坏事。可是，到了四七七严年，他十五岁时，刘囗遗传的劣根性完全暴露。刘昱不喜欢宫廷的拘束生活，只喜欢穿着短衫短裤，四出游荡，累了就躺到街边休息。他绝顶聪明，除了不会做皇帝外，其他什么都会，像剪裁衣服、缝制帽子，以及各种很难演奏的乐器，一经学习，即行精通。他最初很乐意跟街市上贩夫走卒打交道，当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因而跟他发生争执，辱骂他时，他感到很新奇的欣然接受。但不久就摆起架子，随从的人都带着刀枪，一出宫门，即宣布戒严，来不及躲避的，无论是人或是家畜，一律格杀。首都建康（江苏南京）几乎成为废墟，干家万户，昼夜闭门，街道像墓道一样寂静。刘昱身边不离铁钉铁锥，一天不杀人，就不快乐。有一次他率领卫士去杀杜幼文等三位部长级官员，连同怀抱中的婴儿，都被剖开肠肚，剁为肉酱。又有一次他闯进禁卫军总监部（领军府），看见禁军总监（中领军）萧道成正在睡午觉，肚子很大，深感兴趣，引满弓箭要射，左右急忙劝解说：“大肚子固然是个好靶，可是一箭射死，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不如改用草箭，射了还可再射。”刘昱于是改用草箭，一箭正中肚脐，大笑说：“我这一手如何。”这一手当然很好，萧道成遂决定除掉他。刘昱短促一生的最后一天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七月七日，卫士杨玉夫乘刘昱睡觉，用刘昱床前杀别人的佩刀，砍下刘昱的头，献给萧道成。
刘昱死后，十一岁的堂弟刘准继位。两年后（四七九），刘准十三岁。萧道成夺取政权，命刘准下诏把皇帝宝座禅让给自己。刘准害怕，当举行禅让大典，需要他亲自出席表演时，他逃的无影无踪。萧道成派部将率军进宫，预备使用暴力。王太后吓得要死，亲自带着宦官搜索，终于在佛堂把孩子找到。刘准哭说：“要杀我吗？”部将说：“不杀你，只是请你搬家，你们姓刘的当初对姓司马的，也是如此。”刘准流泪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南宋帝国立国六十年，至此灭亡。
萧道成即位后，改称南齐帝国。并遵照刘裕创立下的亡国失位之君非死不可的传统，把包括刘准在内的刘裕子孙，全部处决。
萧道成的南齐帝国，只二十四年，却搞出七任皇帝。七任皇帝中，三任是暴君：第三任萧昭业，第五任萧鸾，第六任萧宝卷。但直接间接加到人民的伤害，却比南宋更重。
——中国暴君，以本世纪（五）为最多。在北方列国中，暴君也有声有色。像后燕帝国慕容盛、慕客熙；后凉王国吕隆；南燕帝国慕容超；胡夏帝国赫连勃勃、赫连定；北魏帝国拓拔、拓拔焘；北凉王国沮渠蒙逊；北燕帝国冯弘；西秦王国乞伏炽磐。跟南朝的九人加在一起，共二十人。这个数字比罗马帝国的三十暴君时期，虽然稍逊一筹，但也可惊。如果称本世纪（五）为中国的暴君世纪，也不为过。
四九三年，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逝世，皇太子萧长懋早死，由二十一岁的皇太孙萧昭业继位。萧昭业有足够的聪明，使他做出种种成功的表演。他老爹死时，他大大地悲痛，在别人面前，尤其悲痛得厉害。可是一回到自己房子，就大大地快乐。接着请杨姓女巫用法术诅咒祖父速死，以便自己提前当皇帝。祖父萧赜不久果然卧病，萧昭业入宫侍奉，给他妻子写信时，一连写了三十六个小“喜”字，作一个圆圈环绕着一个大“喜”字。但在奄奄一息的老祖父跟前，他却满面愁容，未曾开口，先流下眼泪。萧赜深为感动，拉着孙儿的手，叮咛说：“你想念阿爷的话，要好好的做。”萧赜死后，萧昭业第一件事就是重重地赏赐杨姓女巫，以奖励她咒死祖父的功劳。然后，把那些曾经跟他竞争帝位的弟兄叔伯，分批屠杀。萧昭业挥霍无度，每次赏赐亲信，都在百万以上。他常对钱恨恨地说：“我从前想你十个都没有，今天如何？”不到半年，国库一空。宰相萧鸾，是开国皇帝萧道成哥哥的儿子，萧昭业的叔祖。萧昭业几次要杀萧鸾，几次都在犹疑不决时被人劝阻。四九四年，萧鸾发动政变，杀掉萧昭业，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当皇帝。只四个月。萧驾再杀掉萧昭文，取得帝位。
萧鸾是一个小动作特别多的邪恶人物，他的帝位在当时法理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他的皇族血统太疏远。为了根绝后患，他把萧道成和萧赜的子孙，屠杀罄尽。每逢他晚上焚香祷告，呜咽流涕时，左右的人就知道明天一定有大规模流血。最可注意的是发生在四九八年他死前的那一次，一口气杀掉萧铉等十个亲王。杀掉之后，才命有关单位告发那十个亲王谋反，要求处死。奇妙处就在这里，萧鸾接到报告后，不但没有批准，反而义正词严的大加申诉，批驳不准。有关单位于是站在神圣的法律立场，冒着皇帝震怒的危险，再度请求，坚持前议。萧鸾这才迫不得已，向法律屈服。
——这是萧鸾的小动作之一，但此事至少可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任何史料，都不能仅因它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只听片面之词，便认为绝对正确。我们如果根据前项批驳不准的诏书，判断萧鸾是一个善良的人，或判断十亲王那时候还活着，就铸成错误，而这正是邪恶人物所盼望的。
萧鸾于屠杀十亲王之后逝世，十六岁的儿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不喜欢跟大臣接触，只喜欢出宫闲逛，可是却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他。每次出宫，都先行戒严，为了预防有人从门缝偷看，凡他经过的街道，两旁房舍，都要空出来。皇家卫队前驱的鼓声一响，平民就像听见紧急空袭警报，狂奔而出向四方逃命。萧宝卷每个月都要这样出游二十多次，而且方向无定，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尤其是夜游，霎时间鼓声震动屋瓦，烛光照天，卫士塞满道路，平民从梦中惊起，出奔躲避。偏又处处戒严，不能通行。男女老幼，左奔右跑，哭号相应，不知道御驾到底从什么地方经过。有一个孕妇来不及逃走，被萧宝卷看见，下令剖腹，母子齐死。又有一个害病的老僧，无力逃避，躲在草丛里，萧宝卷下令射箭，老僧遂死于乱箭之下。
萧宝卷是本世纪（五）暴君中杀人最多的一个，他那邪恶的老爹常提到萧昭业对自己犹疑不决的往事，告诫他说：“动作要快，不要落到人后。”萧宝卷深记这个教训，所以杀人时疾如闪电。猜忌一动，杀机即起；杀机一起，即刻行动，不作任何考虑，也无任何预兆或迹象。这种恐怖政策，在萧宝卷即位的两年内，亦即本世纪（五）最后一年（四九九）及下世纪（六）第一年（五○○），就连续激起四次巨大兵变。第一次发生于四九九年，萧宝卷的堂兄萧遥光亲王，起兵进攻皇宫，失败。第二次发生在同年，大将陈显达起兵从江州（江西九江）进攻建康，失败。这两次兵败迅速的被敉平，更增加萧宝卷的气焰，认为天意民心都站在他这一边，屠杀更变本加厉。
七北魏帝国迁都与汉化
北魏是鲜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国，比起同族慕容部落建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诸燕帝国，文化程度要低。所谓国家，在首长们意识里，不过是扩大的部落。所以北魏的官员，都没有薪俸，完全靠向人民贪污勒索，而且手段极为凶暴。所以北魏的民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王朝。一直到本世纪（五）八十年代四八四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距开国已九十九年。
北魏皇帝跟十九国五胡籍大多数帝王一样，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野蛮人的残忍。——注意，汉民族的暴君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君，方法上和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北魏也靠这种冲力，使北中国归于统一。不过等到北中国统一时，北魏已连绵不断地从事五十四年战争，开国时所有的精锐部队和群众中崛起的将领，大部分都已消耗。而且从塞北一虚苦寒局面膨胀到华北平原的庞大领域，统治阶级已深感满意，安于南北对峙的现状。所以一连四次对南宋帝国的攻击，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并没有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志向。
本世纪（五）七十年代，第七任皇帝拓拔宏即位，他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当然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使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认为汉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
自己鲜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坏的。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升级到感情的信仰，他就自顾形惭，拒绝承认汉民族有缺点而鲜卑民族有优点。因之，拓拔宏决心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民族的文明。
——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的崇拜，如痴如狂。南齐帝国使节萧琛、范云，晋见拓拔宏时，拓拔宏跟两人谈论很久，然后对群臣说：“南朝多好臣。”大臣李元凯气的发抖，高声回答：“南朝多好臣，一年一换皇帝。北朝无好臣，百年一换皇帝。”弄得拓拔宏面红耳赤。
全盘汉化，第一步是迁都，从鲜卑人居多数的平城（山西大同），迁到南方六百公里外汉民族居多数的洛阳。这是一件大事，拓拔宏在推行汉化运动中是孤立的，只有他的弟弟拓拔勰亲王，在他逼迫下不得不帮助他。迁都大事，拓拔宏明知道无法获得支持，于是，他乞灵于诈术。四九三年，他动员南征，宣称要进攻刚刚成立十五年的南齐帝国。亲统三十万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北魏此时距开国已一百零七年，漫长的岁月使暮气已深，贵族们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早习惯于生活的享乐，根本忘了南方还有敌人，更没有扩张国土的雄心，对这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内心充满畏惧。好不容易抵达洛阳，又遇连绵大雨，士气更为低落。拓拔宏却恰恰选择降雨最大的一天，披甲上马，命继续前进。亲王大臣们围上来，苦苦请求取消这次进击。拓拔宏最初拒绝，后来表示让步，但是，他说：“我们大张旗鼓，南下征讨，却如此不明不白的结束，向国人如何交代。一定要休兵的话，不如迁都洛阳，也可自圆其说。”亲王大臣反对迁都，但更反对南征。两害取其轻，他们勉强同意迁都。
拓拔宏所以把迁都放在全盘汉化的第一步，一方面固然为了加速吸收汉文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心理的，他不愿仅仅作夷狄的君主，还要作中国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国人的君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所在地。
国都既定之后，接着是一系列的汉化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学习不易，准许继续使用鲜卑话，但三十岁以下的人，必须使用汉语。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拓拔宏自己改姓“元”（我们以后称他为元宏），其他如“勿扭于”改姓“于”、“独孤”改姓“刘”，“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陆”，凡一百一十八姓，都由复音节改为单音节或双音节。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坟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五项措施，证明鲜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潜力来吸收高级文化，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但是下面的两项措施，元宏却作了错误的选择：
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元宏争论，但元宏坚持原则；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而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像副部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和郡政府秘书官（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
第二元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来自荒漠，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以从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元宏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皇帝和官员们的威严与日俱增，皇帝与亲王大臣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就会立刻陷于饥饿。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备父母死亡后度六年的失业日子。
这两项是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却当成宝贝。在本世纪（五）还看不出，到了下世纪（六），他的帝国就要付出代价。
八奇异的寄生集团
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称为“吴姓”。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著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著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劾，他说：“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认为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命
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杀被逐，以及改朝换代，无论晋帝国也好，南宋帝国也好，南齐帝国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权，兴亡盛衰，都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所以士大夫从不忠于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于国家。因为任何效忠都有导致牺牲的危险，他们不需要效忠，照样可以掌握权柄，所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门第世家就够了，因为门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能源。
佛道二教于纪元后第二世纪在中国萌芽时，出于一种法术符咒方式。佛教最初传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个支派。这种情形延续二百余年，虽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没有经典的基础。上世纪（四）高僧竺佛图澄，受到后赵帝国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对佛教的推广，有很大贡献，但他所以获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迹。
任何时代，苦难中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寻求未来的幸福。自从二世纪黄巾农民大暴动以来，中国境内从没有停止过战争。从事战争的人投入战争，没有从事战争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大多数都投入宗教，希望神灵能踢给在战场上作战的孩子们和在家的家人们平安。因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虑下令只准皇帝和贵族信佛，平民不准信佛。
本世纪（五）第四年（四○三），龟兹王国（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抵达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他为国师。之后的十三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化成一个佛教帝国，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对佛的崇拜虽不能拯救帝国的灭亡，但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译经，都属残篇，到鸠摩罗什才正式完成佛经的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道教产生早于佛教传人，可是到本世纪（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谦之才建立起来正式结构。北魏帝国皇帝拓拔焘、宰相崔浩，都是虔诚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国遂成为一个道教帝国，皇帝登极时，都采用道教仪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国从没有达到过这种顶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发生冲突。本世纪（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陕西黄陵）民变的次年，拓拔焘驻军长安，在佛寺中发现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变民领袖盖吴，共同谋反，下令全国（这时他已统一了北中国），焚毁所有的庙院。和尚尼姑，不论老少，一律处斩。这场屠杀，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祸”的一祸（拓拔焘号称太武皇帝）。不过拓拔焘的孙儿拓拔氵壑却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后，佛教即行复兴。
——三武之祸的其他二祸：一、下世纪（六）五七四年，北周帝国第三任皇帝宇文邕（号称武皇帝）禁佛。二、九世纪八四五年，唐王朝第十八任皇帝李炎（号称武宗皇帝）禁佛。但第二次没有流血，第三次则道教以及当时盛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袄教等，同受恶运。
在南中国，佛道二教没有引起政治干预。二教在民间各自发展，各有相当成功。道教的五斗米派得到广大群众信奉。佛教则出现一位传奇人物——释法显。
道教是中国宗教，经典在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经典在印度。而佛教派系之多和经典之多，在世界各宗教中，高居第一位。所以那时中国每一位高僧都盼望能到释迹牟尼诞生的圣地印度，寻求原始经典。释法显是后秦帝国人，于上世纪（四）最后一年（三九九），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葱岭，进入北天竺（北印度）。北天竺对佛经只有口传，没有文字记录。于是再向南行，于本世纪（五）四○四年，即鸠摩罗什到长安的次年，释法显也到了中天竺（中印度），学习梵语梵文。六年后（四一○），释法显携带十一种佛经，从师子王国（斯里兰卡）乘船返国，他本打算先去广州，不料在海中遇到飓风，于四一四年，竟把他的船吹到广州以北两千公里外的牢山（山东青岛）。牢山属青州（山东青州）管辖，青州那时尚是晋帝国的领土，释法显无法回到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只好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释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而且最为成功和最有贡献，当鸠摩罗什在北中国翻译佛经时，释法显在南中国也翻译佛经。
因为译经的缘故，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划时代的影响，中国不但吸收了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谈，但已改变了内容，从前是谈老庄，现在则谈佛。而且迫使中国的方块汉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点：字汇贫乏和音节单调，梵文表达出来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汉文往往不能表达。于是大量新创的字汇产生，如“菩提”、“涅”、“刹那”之类，纯是梵文的音译，为汉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译经而创造出的新文体，即半文言半白话的混合体，对中国文字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下世纪（六）之后，白话文终于脱离文言文而单独出现。若干高僧不能书写，只能口述，一些没有受过官僚专用的文言文训练的门徒，将他们的谈论，用朴实的文体记载木来，遂成为一种格言式的“语录体”。——这种语录体以后被儒家学派广泛采用，它的妙处是，只需要片段的言语就可造成一个学者，不必辛苦的去建立思想的和逻辑的谨严体系。在言语上、中国人受方块汉字的拘限，不能向多音节发展，而单音节必然的产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汉字，只宜于用来书写，不适合用来宣读，而佛经是需要向听众宣读的。形势促使他们改用白话文外，又必须在音调上补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为保卫士大夫门第而战的沈约和他的朋友，根据梵语的启示，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定出四声——平上去入，中国言语在音调上遂比以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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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二十九章：南北朝和门第世家
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宋南北相峙，南北朝时代开始。
北魏帝国于二十年代占领南宋帝国黄河以南地区时，正逢南宋开国皇帝刘裕逝世。到了三十年代，刘裕的儿子刘义脉心恢复固有疆域。四三○年春天，刘义隆任命到彦之担任总司令，大举北伐。北魏因春天冰解雪融，不利于骑兵驰骋，所以放弃虎牢、洛阳等一连串的重镇，向后撤退。南宋兵团渡过黄河追击，失土全部收回，全国欢腾，尤以刘义隆最为得意，因为他用的是一种奇异的遥控指挥法，才获得如此盛大的成功。建康（江苏南京）距洛阳航空距离七百公里，地面路径约一千四百公里左右，最快的加急驿马也要五六天才能到达。刘义隆从型生在女人围绕的深宫之中，却直接指挥一千公里外血肉横飞的战斗，不但指挥大兵团，甚至指挥小部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却必须向一千公里外请示而且必须再得到命令，才能反应。北伐的大获全胜，证明刘义隆天纵英明，智慧超人。不过，高兴的日子没有多久。冬天来临，黄河冻结，华北大平原冰封，北魏发动反攻，南宋不能抵抗，遥控指挥法更使前方部队陷于混乱，于是，全军覆没，所收回的土地，再全部失去。
十五年后四四五年，北魏帝国的杏城（陕西黄陵），发生大规模民变，变民领袖盖吴派人向南宋帝国求援。刘义隆大喜，虽距离更远，不能实际上有所帮助，但仍颁发给盖吴很多空白诏书，要他封官拜爵，在北魏国内制造反抗力量。盖吴失败后，北魏皇拓拔焘南征，围攻悬瓠（河南汝南）以示报复，攻击了四十二天，不能攻下，始行撤退。可是这次军事行动却引起刘义隆的错误判断，认为敌人的实力不过如此。上次所以失败，是将领们没有遵照他英明指示的缘故。遂决心作第二次北伐。命他的弟弟刘义恭亲王当总司令，进驻彭城（江苏徐州）。再命主战最力的两位大将萧斌当总指挥，王玄谟当先锋，从历城（山东济南）沿黄河西上进攻。先攻陷（山东荏平），然后由王玄漠向西进攻滑台（河南滑县）。大军经过的地方；人民纷起响应，有的送米面，有的送日用品，川流不息的扶老携幼，投向大营。不幸的是，王玄谟是一个污秽人物，他所以主战，表面理由冠冕堂皇，真实理由则只是想利用战争发财，而现在发财的机会来了。他把归附的义民们拆散，分别分配给他的嫡系部队，每家发一匹布作犒赏，却命每家缴八百个大梨，运到江南贩卖（真难得他有这么好的商业头脑）。人们对祖国政府大失所望，已来的设法逃走，未来的不再投奔。南宋兵团回到三十年前的故土，本来如鱼入水，现在水已干涸，自八月到十月，滑台不下，而严冬已至。北魏皇帝拓拔焘亲统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南下赴援，战鼓与胡笳互动，声闻百余公里，先头部队才到枋头（河南淇县东南淇门渡），距滑台尚有二十公里，王玄谟已心胆俱裂，不敢迎战，急解围后退，被追兵冲击，再一次的全军覆没。只剩下王玄谟在少数卫士保护下，逃回，所征收的大梨，大概也不要了。
这一次刘义隆当然继续遥控指挥，为了补救上一次的疏漏，这次更加精密。将领们出发时，刘义隆不但对行军食宿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交战日期和交战时刻，都必须等他从建康（江苏南京）深宫中发出指示。前线已经崩溃，刘义隆还下令给萧斌，命死守（山东荏平）。大将沈庆之向萧斌说：“决守不住，守必全军牺牲。北魏势将从滑台渡黄河南下，长江以北，恐怕都要陷入敌手，我们即令守得住，不过一个孤立据点，也没有作用。不如早日撤退到彭城（江苏徐州），充实长江以北我军的实力。”萧斌听从他。
不出沈庆之所料，拓拔焘从滑台渡黄河南下，绕过城市，穿越原野，直抵长江北岸，就在瓜步（江苏六合南）渡口，构筑阵地，与建康（江苏南京）隔江相对。刘义隆爬上石头城（建康西军事要塞），向北眺望，看见北魏军威的强大，不禁面无人色。拓拔焘虽然派人伐木造船，扬言渡江，但他深恐彭城（江苏徐州）的南宋兵团攻击他的后背和切断粮道，所以到了明年（四五一）春天，即行撤退，把愤怒发泄到战区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农民身上，男人全被杀死，女人全被掳掠北去。对婴孩儿童，就用槊矛刺穿肚肠，举到空中盘旋舞动，当作游戏。从黄河到长江，纵深五百公里，只有断瓦残垣，而无人迹。燕子由南方归来，都找不到旧巢，它们不会了解人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浩劫。南宋帝国第二次北伐，在人民哭声中结束。
明年（四五二），北魏皇帝拓拔煮被宦官宗爱谋杀，经过一番争夺帝位的斗争，十三岁的孙儿拓拔氵睿继位。刘义隆听到消息，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复仇良机，不顾国家残破的严重和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反对。因为格言上说：“成大事者，不谋于众。”他下令作第三次北伐，分三路进军：东路攻（山东荏平），中路攻洛阳，西路攻渲关，而他自己遥控指挥如故。东路军在围攻时，被北魏兵团从地道中潜出击溃，其他两路大军不敢再进。第三次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刘义隆愤怒地说：“想不到将领们竟如此懦弱无能，我恨不得用白刃逼他们冲锋。”一个低能的领导人物，永远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部属身上。
然而，十五年后，南宋帝国受到更大的打击。四六六年，镇守彭城（江苏徐州）的大将薛安都因跟一位叛变失败的亲王感情亲睦，恐怕牵连被杀，举城向北魏帝国投降。南宋当时的皇帝刘或，命大将张永，进攻彭城。北魏应战，张永兵团大败，在溃奔途中，士兵仅被冻死的就有三万余人，张永的手指脚趾都被冻掉。北魏大军在后尾追，一连攻陷悬瓠（河南汝南）、项城（河南沈丘），组织地方政府，并入北魏版图。刘或命大将沈攸之反攻，再度大败，沈攸之身负重伤。两年后（四六九），南宋孤悬在敌后的青州（山东青州）、冀州（山东济南）、充州（山东鱼台），也一一陷落。所丧失的土地，南北四百公里，东西八百公里，这个广大疆域，再不能收复。南北两个帝国，从此以淮河为界。
五南宋帝国的暴君
南宋帝国短短的六十年寿命中，共九任皇帝，而六任皇帝是暴君：第二任刘义符，第四任刘劭，第五任刘骏，第六任刘子业，第七任刘囗，第八任刘昱。历史上只有这个政权拥有这么多暴君，恰恰占全部君主的三分之二。
第一任皇帝刘裕死后，他的儿子刘义符就因过度荒暴被托孤的大臣们罢黜而杀掉。刘义隆是刘义符的弟弟，他在第三次北伐失败的明年（四五三），被他的儿子刘劭所杀。弑父凶手坐上金銮殿后，采用血腥手段镇压反抗，但不久仍被他弟弟刘骏击败处斩。刘骏的凶暴不亚于他的哥哥刘劭，而性情更为卑劣。皇宫里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刘裕把他贫贱时给人当佣工使用的灯笼麻绳之类的东西，陈列在那里，目的是让他的后裔子孙们触目心惊，因而体念祖先创业的艰苦，戒慎恐惧，特别警惕。刘骏即位后不久，前去参观，随驾群臣齐声赞扬，可是刘骏却羞愧难当，认为是莫大耻辱，指着老祖父刘裕的遗像说：“他不过一个庄稼汉，混到这个地位，岂不有点过分？”他竟会有这种反应，在坟墓里的老祖父恐怕大出意外。
四六四年，刘骏逝世，十六岁的儿子刘子业继位，他的母亲王太后病重将死，派人唤他，他说：“病人住的地方鬼多，我怎么能去？”王太后大怒喊：“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怎么生出这种畜牲？”刘子业疑心他叔祖刘义恭对他不利，亲自率领军队到刘义恭家，把刘义恭和他的四个儿子，一齐杀死，然后支解四肢，剖出肠胃，又挖掉眼睛，泡在蜂蜜里，名“鬼目粽”。刘子业把姑母新蔡公主接进皇宫，收为姬妾，而把姑父杀掉。他对所有的叔父都不放心，索性把他们集中起来，在宫中囚禁，随意殴打，或者在地上拖来拖去。其中三位叔父：刘囗、刘休仁、刘休v，都很肥胖，刘子业特地制造一个大竹笼，把他们装到里面，封刘囗为“猪主”，刘休仁为“杀王”，刘休v为“贼王”。而对刘囗尤其憎恶，每顿饭都把刘囗的衣服剥光，教他像猪一样用嘴去木槽里吞食。有十几次，刘子业要杀刘囗，都靠刘休仁伶俐的谄媚解救。有一个官员的妻子怀孕，刘子业把他接到皇宫，准备她生下男孩，就立为太子。正当这个时候，刘子业忽然大怒，命人把刘囗绑起手足，用棍了抬起来送到厨房杀猪。刘休仁在旁陪笑说：“猪今天不会死。”刘子业更大怒，刘休仁说：“要到皇子降生杀猪时，猪才会死。”刘子业大为高兴，刘囗才死里逃生。刘子业把所有王妃公主，召到皇宫，命他左右亲信，轮流奸淫。他的婶母江妃拒绝，刘子业打她一百皮鞭，并把她三个儿子处斩。又教宫女裸体在院子里追逐，一个宫女不肯，立即砍头。晚上，梦见一个女子向他咒骂，明天就找到一个跟梦中女子面貌相似的宫女杀掉。晚上，又梦见被杀的宫女向他咒骂。于是女巫说皇宫里有鬼，刘子业就手执弓箭，到处射鬼。等到射鬼已毕，专门管理衣服的宦官寿寂之，乘左右无人，拔刀而上。这个凶恶的大孩子急向后逃跑，口中连喊“寂寂”
，但终于被追上砍死，只有十七岁，正是高级中学毕业班的年龄。“寂寂”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我们猜想，可能是呼唤“寂之”求饶，因过度恐惧，发音不能完整。
刘子业死后，猪王刘囗被刘休仁等一些亲王，拥上宝座。刘囗本来性情很温和，也很敦厚，所以才心广体胖。然而，权力变更人性，无限权力无限的变更人性。刘囗当了皇帝之后，不久就变成另外一种人。首先他把兄长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掉。接着再把同他一块在刘子业手中共患难的弟兄，也全部杀掉，包括自幼跟他感情最笃，而又屡次救他性命的弟弟刘休仁在内。刘囗把刘休仁唤入皇宫，逼他服毒之后，下了一道诏书宣布罪状说：“刘休仁结交禁军，图谋叛乱，我不忍当众杀他，只向他严厉诘责，他惭愧恐俱，自行服毒。”
四七二年，刘囗逝世，儿子刘昱继位，年仅十岁，还不能做出太大的坏事。可是，到了四七七严年，他十五岁时，刘囗遗传的劣根性完全暴露。刘昱不喜欢宫廷的拘束生活，只喜欢穿着短衫短裤，四出游荡，累了就躺到街边休息。他绝顶聪明，除了不会做皇帝外，其他什么都会，像剪裁衣服、缝制帽子，以及各种很难演奏的乐器，一经学习，即行精通。他最初很乐意跟街市上贩夫走卒打交道，当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因而跟他发生争执，辱骂他时，他感到很新奇的欣然接受。但不久就摆起架子，随从的人都带着刀枪，一出宫门，即宣布戒严，来不及躲避的，无论是人或是家畜，一律格杀。首都建康（江苏南京）几乎成为废墟，干家万户，昼夜闭门，街道像墓道一样寂静。刘昱身边不离铁钉铁锥，一天不杀人，就不快乐。有一次他率领卫士去杀杜幼文等三位部长级官员，连同怀抱中的婴儿，都被剖开肠肚，剁为肉酱。又有一次他闯进禁卫军总监部（领军府），看见禁军总监（中领军）萧道成正在睡午觉，肚子很大，深感兴趣，引满弓箭要射，左右急忙劝解说：“大肚子固然是个好靶，可是一箭射死，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不如改用草箭，射了还可再射。”刘昱于是改用草箭，一箭正中肚脐，大笑说：“我这一手如何。”这一手当然很好，萧道成遂决定除掉他。刘昱短促一生的最后一天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七月七日，卫士杨玉夫乘刘昱睡觉，用刘昱床前杀别人的佩刀，砍下刘昱的头，献给萧道成。
刘昱死后，十一岁的堂弟刘准继位。两年后（四七九），刘准十三岁。萧道成夺取政权，命刘准下诏把皇帝宝座禅让给自己。刘准害怕，当举行禅让大典，需要他亲自出席表演时，他逃的无影无踪。萧道成派部将率军进宫，预备使用暴力。王太后吓得要死，亲自带着宦官搜索，终于在佛堂把孩子找到。刘准哭说：“要杀我吗？”部将说：“不杀你，只是请你搬家，你们姓刘的当初对姓司马的，也是如此。”刘准流泪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南宋帝国立国六十年，至此灭亡。
萧道成即位后，改称南齐帝国。并遵照刘裕创立下的亡国失位之君非死不可的传统，把包括刘准在内的刘裕子孙，全部处决。
萧道成的南齐帝国，只二十四年，却搞出七任皇帝。七任皇帝中，三任是暴君：第三任萧昭业，第五任萧鸾，第六任萧宝卷。但直接间接加到人民的伤害，却比南宋更重。
——中国暴君，以本世纪（五）为最多。在北方列国中，暴君也有声有色。像后燕帝国慕容盛、慕客熙；后凉王国吕隆；南燕帝国慕容超；胡夏帝国赫连勃勃、赫连定；北魏帝国拓拔、拓拔焘；北凉王国沮渠蒙逊；北燕帝国冯弘；西秦王国乞伏炽磐。跟南朝的九人加在一起，共二十人。这个数字比罗马帝国的三十暴君时期，虽然稍逊一筹，但也可惊。如果称本世纪（五）为中国的暴君世纪，也不为过。
四九三年，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逝世，皇太子萧长懋早死，由二十一岁的皇太孙萧昭业继位。萧昭业有足够的聪明，使他做出种种成功的表演。他老爹死时，他大大地悲痛，在别人面前，尤其悲痛得厉害。可是一回到自己房子，就大大地快乐。接着请杨姓女巫用法术诅咒祖父速死，以便自己提前当皇帝。祖父萧赜不久果然卧病，萧昭业入宫侍奉，给他妻子写信时，一连写了三十六个小“喜”字，作一个圆圈环绕着一个大“喜”字。但在奄奄一息的老祖父跟前，他却满面愁容，未曾开口，先流下眼泪。萧赜深为感动，拉着孙儿的手，叮咛说：“你想念阿爷的话，要好好的做。”萧赜死后，萧昭业第一件事就是重重地赏赐杨姓女巫，以奖励她咒死祖父的功劳。然后，把那些曾经跟他竞争帝位的弟兄叔伯，分批屠杀。萧昭业挥霍无度，每次赏赐亲信，都在百万以上。他常对钱恨恨地说：“我从前想你十个都没有，今天如何？”不到半年，国库一空。宰相萧鸾，是开国皇帝萧道成哥哥的儿子，萧昭业的叔祖。萧昭业几次要杀萧鸾，几次都在犹疑不决时被人劝阻。四九四年，萧鸾发动政变，杀掉萧昭业，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当皇帝。只四个月。萧驾再杀掉萧昭文，取得帝位。
萧鸾是一个小动作特别多的邪恶人物，他的帝位在当时法理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他的皇族血统太疏远。为了根绝后患，他把萧道成和萧赜的子孙，屠杀罄尽。每逢他晚上焚香祷告，呜咽流涕时，左右的人就知道明天一定有大规模流血。最可注意的是发生在四九八年他死前的那一次，一口气杀掉萧铉等十个亲王。杀掉之后，才命有关单位告发那十个亲王谋反，要求处死。奇妙处就在这里，萧鸾接到报告后，不但没有批准，反而义正词严的大加申诉，批驳不准。有关单位于是站在神圣的法律立场，冒着皇帝震怒的危险，再度请求，坚持前议。萧鸾这才迫不得已，向法律屈服。
——这是萧鸾的小动作之一，但此事至少可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任何史料，都不能仅因它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只听片面之词，便认为绝对正确。我们如果根据前项批驳不准的诏书，判断萧鸾是一个善良的人，或判断十亲王那时候还活着，就铸成错误，而这正是邪恶人物所盼望的。
萧鸾于屠杀十亲王之后逝世，十六岁的儿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不喜欢跟大臣接触，只喜欢出宫闲逛，可是却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他。每次出宫，都先行戒严，为了预防有人从门缝偷看，凡他经过的街道，两旁房舍，都要空出来。皇家卫队前驱的鼓声一响，平民就像听见紧急空袭警报，狂奔而出向四方逃命。萧宝卷每个月都要这样出游二十多次，而且方向无定，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尤其是夜游，霎时间鼓声震动屋瓦，烛光照天，卫士塞满道路，平民从梦中惊起，出奔躲避。偏又处处戒严，不能通行。男女老幼，左奔右跑，哭号相应，不知道御驾到底从什么地方经过。有一个孕妇来不及逃走，被萧宝卷看见，下令剖腹，母子齐死。又有一个害病的老僧，无力逃避，躲在草丛里，萧宝卷下令射箭，老僧遂死于乱箭之下。
萧宝卷是本世纪（五）暴君中杀人最多的一个，他那邪恶的老爹常提到萧昭业对自己犹疑不决的往事，告诫他说：“动作要快，不要落到人后。”萧宝卷深记这个教训，所以杀人时疾如闪电。猜忌一动，杀机即起；杀机一起，即刻行动，不作任何考虑，也无任何预兆或迹象。这种恐怖政策，在萧宝卷即位的两年内，亦即本世纪（五）最后一年（四九九）及下世纪（六）第一年（五○○），就连续激起四次巨大兵变。第一次发生于四九九年，萧宝卷的堂兄萧遥光亲王，起兵进攻皇宫，失败。第二次发生在同年，大将陈显达起兵从江州（江西九江）进攻建康，失败。这两次兵败迅速的被敉平，更增加萧宝卷的气焰，认为天意民心都站在他这一边，屠杀更变本加厉。
七北魏帝国迁都与汉化
北魏是鲜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国，比起同族慕容部落建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诸燕帝国，文化程度要低。所谓国家，在首长们意识里，不过是扩大的部落。所以北魏的官员，都没有薪俸，完全靠向人民贪污勒索，而且手段极为凶暴。所以北魏的民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王朝。一直到本世纪（五）八十年代四八四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距开国已九十九年。
北魏皇帝跟十九国五胡籍大多数帝王一样，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野蛮人的残忍。——注意，汉民族的暴君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君，方法上和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北魏也靠这种冲力，使北中国归于统一。不过等到北中国统一时，北魏已连绵不断地从事五十四年战争，开国时所有的精锐部队和群众中崛起的将领，大部分都已消耗。而且从塞北一虚苦寒局面膨胀到华北平原的庞大领域，统治阶级已深感满意，安于南北对峙的现状。所以一连四次对南宋帝国的攻击，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并没有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志向。
本世纪（五）七十年代，第七任皇帝拓拔宏即位，他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当然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使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认为汉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
自己鲜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坏的。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升级到感情的信仰，他就自顾形惭，拒绝承认汉民族有缺点而鲜卑民族有优点。因之，拓拔宏决心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民族的文明。
——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的崇拜，如痴如狂。南齐帝国使节萧琛、范云，晋见拓拔宏时，拓拔宏跟两人谈论很久，然后对群臣说：“南朝多好臣。”大臣李元凯气的发抖，高声回答：“南朝多好臣，一年一换皇帝。北朝无好臣，百年一换皇帝。”弄得拓拔宏面红耳赤。
全盘汉化，第一步是迁都，从鲜卑人居多数的平城（山西大同），迁到南方六百公里外汉民族居多数的洛阳。这是一件大事，拓拔宏在推行汉化运动中是孤立的，只有他的弟弟拓拔勰亲王，在他逼迫下不得不帮助他。迁都大事，拓拔宏明知道无法获得支持，于是，他乞灵于诈术。四九三年，他动员南征，宣称要进攻刚刚成立十五年的南齐帝国。亲统三十万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北魏此时距开国已一百零七年，漫长的岁月使暮气已深，贵族们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早习惯于生活的享乐，根本忘了南方还有敌人，更没有扩张国土的雄心，对这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内心充满畏惧。好不容易抵达洛阳，又遇连绵大雨，士气更为低落。拓拔宏却恰恰选择降雨最大的一天，披甲上马，命继续前进。亲王大臣们围上来，苦苦请求取消这次进击。拓拔宏最初拒绝，后来表示让步，但是，他说：“我们大张旗鼓，南下征讨，却如此不明不白的结束，向国人如何交代。一定要休兵的话，不如迁都洛阳，也可自圆其说。”亲王大臣反对迁都，但更反对南征。两害取其轻，他们勉强同意迁都。
拓拔宏所以把迁都放在全盘汉化的第一步，一方面固然为了加速吸收汉文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心理的，他不愿仅仅作夷狄的君主，还要作中国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国人的君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所在地。
国都既定之后，接着是一系列的汉化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学习不易，准许继续使用鲜卑话，但三十岁以下的人，必须使用汉语。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拓拔宏自己改姓“元”（我们以后称他为元宏），其他如“勿扭于”改姓“于”、“独孤”改姓“刘”，“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陆”，凡一百一十八姓，都由复音节改为单音节或双音节。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坟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五项措施，证明鲜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潜力来吸收高级文化，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但是下面的两项措施，元宏却作了错误的选择：
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元宏争论，但元宏坚持原则；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而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像副部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和郡政府秘书官（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
第二元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来自荒漠，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以从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元宏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皇帝和官员们的威严与日俱增，皇帝与亲王大臣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就会立刻陷于饥饿。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备父母死亡后度六年的失业日子。
这两项是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却当成宝贝。在本世纪（五）还看不出，到了下世纪（六），他的帝国就要付出代价。
八奇异的寄生集团
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称为“吴姓”。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著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著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劾，他说：“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认为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命
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杀被逐，以及改朝换代，无论晋帝国也好，南宋帝国也好，南齐帝国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权，兴亡盛衰，都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所以士大夫从不忠于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于国家。因为任何效忠都有导致牺牲的危险，他们不需要效忠，照样可以掌握权柄，所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门第世家就够了，因为门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能源。
佛道二教于纪元后第二世纪在中国萌芽时，出于一种法术符咒方式。佛教最初传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个支派。这种情形延续二百余年，虽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没有经典的基础。上世纪（四）高僧竺佛图澄，受到后赵帝国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对佛教的推广，有很大贡献，但他所以获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迹。
任何时代，苦难中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寻求未来的幸福。自从二世纪黄巾农民大暴动以来，中国境内从没有停止过战争。从事战争的人投入战争，没有从事战争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大多数都投入宗教，希望神灵能踢给在战场上作战的孩子们和在家的家人们平安。因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虑下令只准皇帝和贵族信佛，平民不准信佛。
本世纪（五）第四年（四○三），龟兹王国（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抵达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他为国师。之后的十三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化成一个佛教帝国，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对佛的崇拜虽不能拯救帝国的灭亡，但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译经，都属残篇，到鸠摩罗什才正式完成佛经的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道教产生早于佛教传人，可是到本世纪（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谦之才建立起来正式结构。北魏帝国皇帝拓拔焘、宰相崔浩，都是虔诚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国遂成为一个道教帝国，皇帝登极时，都采用道教仪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国从没有达到过这种顶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发生冲突。本世纪（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陕西黄陵）民变的次年，拓拔焘驻军长安，在佛寺中发现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变民领袖盖吴，共同谋反，下令全国（这时他已统一了北中国），焚毁所有的庙院。和尚尼姑，不论老少，一律处斩。这场屠杀，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祸”的一祸（拓拔焘号称太武皇帝）。不过拓拔焘的孙儿拓拔氵壑却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后，佛教即行复兴。
——三武之祸的其他二祸：一、下世纪（六）五七四年，北周帝国第三任皇帝宇文邕（号称武皇帝）禁佛。二、九世纪八四五年，唐王朝第十八任皇帝李炎（号称武宗皇帝）禁佛。但第二次没有流血，第三次则道教以及当时盛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袄教等，同受恶运。
在南中国，佛道二教没有引起政治干预。二教在民间各自发展，各有相当成功。道教的五斗米派得到广大群众信奉。佛教则出现一位传奇人物——释法显。
道教是中国宗教，经典在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经典在印度。而佛教派系之多和经典之多，在世界各宗教中，高居第一位。所以那时中国每一位高僧都盼望能到释迹牟尼诞生的圣地印度，寻求原始经典。释法显是后秦帝国人，于上世纪（四）最后一年（三九九），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葱岭，进入北天竺（北印度）。北天竺对佛经只有口传，没有文字记录。于是再向南行，于本世纪（五）四○四年，即鸠摩罗什到长安的次年，释法显也到了中天竺（中印度），学习梵语梵文。六年后（四一○），释法显携带十一种佛经，从师子王国（斯里兰卡）乘船返国，他本打算先去广州，不料在海中遇到飓风，于四一四年，竟把他的船吹到广州以北两千公里外的牢山（山东青岛）。牢山属青州（山东青州）管辖，青州那时尚是晋帝国的领土，释法显无法回到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只好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释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而且最为成功和最有贡献，当鸠摩罗什在北中国翻译佛经时，释法显在南中国也翻译佛经。
因为译经的缘故，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划时代的影响，中国不但吸收了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谈，但已改变了内容，从前是谈老庄，现在则谈佛。而且迫使中国的方块汉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点：字汇贫乏和音节单调，梵文表达出来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汉文往往不能表达。于是大量新创的字汇产生，如“菩提”、“涅”、“刹那”之类，纯是梵文的音译，为汉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译经而创造出的新文体，即半文言半白话的混合体，对中国文字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下世纪（六）之后，白话文终于脱离文言文而单独出现。若干高僧不能书写，只能口述，一些没有受过官僚专用的文言文训练的门徒，将他们的谈论，用朴实的文体记载木来，遂成为一种格言式的“语录体”。——这种语录体以后被儒家学派广泛采用，它的妙处是，只需要片段的言语就可造成一个学者，不必辛苦的去建立思想的和逻辑的谨严体系。在言语上、中国人受方块汉字的拘限，不能向多音节发展，而单音节必然的产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汉字，只宜于用来书写，不适合用来宣读，而佛经是需要向听众宣读的。形势促使他们改用白话文外，又必须在音调上补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为保卫士大夫门第而战的沈约和他的朋友，根据梵语的启示，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定出四声——平上去入，中国言语在音调上遂比以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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